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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知识创新转型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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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29, 2023 #知识

2020年新年伊始,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,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减缓发展的速度。在这个特殊时段,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,相继出台三份重磅文件——《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》、《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“唯论文”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(试行)》。这三份文件,在业内产生很大反响。与以往更侧重单向鼓励支持创新者不同,此次出台的文件从更全面的角度、更完整的链条、更根本的抓手等方面,如指挥棒、科研获得的动力机制、分层负责等,进行布局,从顶层设计,全方位地倒逼知识创新转型发展。

无论发表论文,还是申请专利,本质上都不是创新工作的终极目标,只是过程中的阶段性指标,要么用交流来促进发展,要么用保护来促进发展。按理说,创新工作的最终目标没有达到,中间过程再“美丽”,也都是过眼烟云,最多是“礼花”,并没有太大意义,如果要硬扯意义,最多也就是锻炼了队伍。所以,科技创新政策的顶层设计者,不应该被眼花缭乱的各种“礼花”所迷惑。

以往我国的高校和事业单位,基本都在计划体制之下,通过严格的分工而设部门,大家习惯了只要把自己“分内事”做好,就可以邀功请赏的“惯性”。

事实上,现阶段很多考核指标,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制定的。个人晋升、项目申报、报奖、单位评估,这类“指挥棒”,基本都延续了这一模式。

今次这三个文件,强调“回归本源、不忘初心”,当初成立这个部门、设立这个项目的初心是什么,就拿什么来考核和评估,如果能强化单位和项目一把手亲自汇报,真正实现当初“设计师”的初衷,就真的有可能达成了。

用中国致公党中央万钢主席的话讲,我国现阶段的创新具有“跟跑、并跑、领跑”三跑并存的特征,随着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演进,涌现出越来越多的 “并跑”和 “领跑”方向,因此,创新性、行业影响力、产业推动力这类指标,就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了。

其实,“三跑”的不同阶段,对评价的内容和方式,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。比如知识产权,就需要“跟跑”类型的创新,主要关注如何在被别人进行过专利布局的领地突围,如何能顺利前进,又不踩到“地雷”,就是成功,拼的是聪明;“并跑”类型的创新,大家齐头并进,不遗余力地争先恐后,更关注的是谁能领先,又不被别人“绊倒”,拼的是速度;“领跑”类型的创新,可以从容地跑马圈地,进行专利布局,拼的是格局和眼光。

这次的三个文件,也不约而同地反映了引领发展的要求,“四个自信”更应该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表现。

我国现有的产业,基本上发展于计划经济时期,初期具有典型的“企业办社会”的特征,“单位”大包大揽,甚至小学、幼儿园、商店、理发店都是单位自办,所以,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。这种体制中成长的人们,对出钱购买服务,基本上不是很认同。在个别行业,如打官司付钱找律师,已经基本形成了认同,但对于现代服务业,科技服务业,乃至知识产权服务业,可以说才刚刚开始,更不用说成气候。

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,产业行业的发展进一步分化、细化,大协同、大合作已成主流,科技服务业单独成为一个产业,已成趋势。

纵观全球,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具有强大的科技服务产业。知识产权服务业,作为科技服务业的一个分支,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,我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,也必将沿着这条道路向纵深方向发展。从最近国内外动荡局势的情况来看,哪个地区产业链健全,科技服务业发达,哪个地区的抗动荡能力就比较强。

盘点国内高校,即便清华、北大、浙大这样综合性高校,也无法装备能够全面迎接知识产权布局、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培育的完整团队,必然会寻求社会上科技服务的机构。因此,作为“大户”的高校知识产权服务,也必然对社会开放,将带动知识产权服务业,乃至科技服务业的全面发展。

三份重磅级文件的出台,无疑为中国高校的“双一流”建设起到推动的作用,也不可避免地,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各个环节带来全新的考验和挑战。

首先,是考验各级政府如何结合本地区的社会发展能级和产业形态,建立全链条的社会和产业发展格局,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、围绕创新链布局人才链、围绕人才链配置资源,真正形成完整、协同的完整产业发展链条。使那些能够支持社会和产业切实发展的真实的科技成果,即便不一定是最新的科技成果,也能脱颖而出,造福社会。

其次,考验科技主管部门洞察科技支撑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预见、组织和评估能力,真正克服科技和经济“两张皮”现象。

科技主管部门必须结合实际,按原始创新、集成创新、引进消化再创新、应用创新等创新形态进行分类指导,并将目标、任务和资源直接挂钩。

克服过去的“创新空转”、“无人负责”、 “自娱自乐”、 “小圈子”、“把阶段性成果当成真成果”等科技创新顽疾。文件还提出了从科技创新主管部门自身开始,分层负责,绩效考核、职务晋升与任务完成情况直接关联。

还考验高校管理者,能否把“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作为高校科技创新的主基调,并且围绕不同科技创新类型的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,设计合理的科技创新管理架构,安排合适的人力资源,建立“不求所有、但为所用”的全社会创新力量协同创新的合作机制,在能力建设、水平建设和创新环境建设等平台建设上,下大功夫。也让兴趣导向的原始创新、重点攻关的有组织创新、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集成创新和应用创新,百花齐放,各得其所。

更考验科研团队的创新意识。三个文件引导的科技创新,在导向上、指挥棒、考核评估,乃至资源配置上的变化,必将使具体的科研团队“无创新、等于死”。

以往少量项目靠在Nature和Science上,寻找查缺补漏的内容,就能申请到NSF基金;靠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发表数篇SCI论文,就能够当选某某高级人才;靠自我申报,层层做工作,就能获得大奖等等的状况,很可能将成为历史!

总之,三文件出台,确实让我这样在高校从事科技管理和基层办学超过20年的工作者,看到了科技创新大发展的曙光,真心希望在国家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各个环节的管理者和实践者,能守土有责,不辱使命。

面向未来,要进一步扩大“朋友圈”,绘制好“工笔画”,对接好“硬联通”与“软联通”,秉持包容、合作、共赢的原则,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。

文化交流很重要,我们在讲“一带一路”的时候,也需要讲“共建国家”给我们带来的好处。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,“一带一路”不是单方面的施与,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。

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,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、国别合作,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、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。

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.2万亿元,总量稳居世界第二,同比名义增长10.3%,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.5%,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。

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观为指导,准确把握完善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,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。

习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,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,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。

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,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,用“大众话语”说清“理论话语”,理论才能真正变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。

“千万工程”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,以乡村经营为抓手,持续打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转化通道,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。

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,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,通过融合、碰撞和创新,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。

我们仍需抢抓“十四五”应对窗口期,战略上保持定力,战术上灵活机动。在强化养老、托幼、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,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。

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,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,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,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。

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、最具创造性、最具能动性的要素,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。

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、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、一二三次产业结构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、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,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。

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,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,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。

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,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。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,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。

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,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、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。

十年来的网络立法,涵盖数字中国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,辐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等各类主体。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。

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就业、拓展消费市场、创新生产模式、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。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,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。

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、文化因素、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,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、社会各主体之间,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。

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,社会关系和谐发展,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。